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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的利益群体，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利益的均衡。
国企改革需要观念突破。4）推进司法独立，建立宪法法院以落实宪法。
导致以上问题的体制性因素主要是：1）法治尚未真正确立，重庆唱红打黑更暴露法治在权力面前的脆弱性。如果改革方向正确，但进展过于迟缓，也是没有意义的改革。首先，金融乃市场经济的血液，长期存在的金融管制与货币超发的问题，不仅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也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功能异化，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甚至让很多小微企业挣扎在融资的生死边缘。6）土地、资本、环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长期扭曲。在全方面的改革议程中，金融改革应该成为突破口。
这样的观念突破，其意义不亚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一锤定音。6）环境污染触目惊心、食品安全全线失守。只是有一点现在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那种把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形成的体制（包括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决策制度）在一夜之内就照搬到处在发展早期的穷国中来的做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一定是会制造混乱的。
18世纪人们提出的克服市场经济缺陷的解决方案就是靠政府，克服利益冲突的办法就是建立大政府，克服市场无政府状态就是计划经济。说好听点这是无知，不好听就是无耻。这点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改革初期的目的之一不就是要拉大差距吗，继续搞平均主义就不改革了。
《21世纪》：我国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谓的后发优势，而深化改革涉及到体制改革，正如杨小凯警告的：在开放的中国借助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自身的改革完成经济力量的巨大释放之后，反而容易忽视一些制度核心层面的改革，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后发劣势。我们的很多制度都是从国外学习借鉴来的。
市场机制从其基本功能来说是把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当作私人物品进行交易的体制。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道路该如何走。我国现在有一些产业可以和国外竞争了，就是因为在开放的20年里，外企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总工程师、总经理。没有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和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互相竞争就业岗位，使这两部分人的收入不能很快提高，处于弱势状态，这在一定意义上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即如何为这几亿人创造就业的问题。
对此，您是否认同？樊纲：后发本来就是劣势，包括技术劣势和制度劣势。而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除了是转轨经济国家以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问题是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尽快通过学习，发挥后发优势，缩短差距。我提倡的是先把重点放在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上，特别是地方中小民营银行，就像各种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等它们发展起来了，才有能力参与到国有大银行、大企业的改制中去。
对于这些问题，您如何分析？该如何解决？樊纲：对，现在要研究的正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要实现充分就业，我国至少还要有2亿至2.5亿的农民要从农村转移出来，农业就业人口得降低到10%以下。
在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您是如何考虑的？樊纲：20年前的中国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管理经验，想要尽快缩短差距，就要靠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之初不可能将原来的既得利益完全打破，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这轮讨论中，连最激进批判改革的人，也都没有提出要倒退回去的建议，说明历史的记忆还是起作用的。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就是政客永远是附庸于一些既得利益，而政治家的作用是打破一些既得利益。现在有人跳出来说他知道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无知。农民工的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提高得过快，可能使尚未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几亿农民失去竞争的机会。但是什么是创新？那是前沿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和发达国家差距缩短得差不多了，才可以鼓励自主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思路，这并不等于否定开放。市场就是市场，但它本身有问题的。
虽然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我还是希望通过讨论，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方向还是市场起主要的基础配置和激励约束作用，政府起辅助性的作用，在市场出现明显重大缺陷的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政策适当地加以弥补。我们经济学者反思改革，要将经济现实上升到理论，通过转轨经济学研究，把改革的问题上升到理论进行思考。
很多人抱怨说外资进来以后也不会将核心技术告诉我们，他们掌握核心技术挣了大部分的利润，我们挣的是很少一部分的打工钱。还有一些问题是由于改革还不到位造成的，包括资本市场。
但是要明确，人类的经验与智慧，也都反复证明了，配置资源、激励效率的基本机制，仍然要是市场经济。第二，我主张建设性地讨论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收入差距拉大有很多原因，包括制度的原因（比如腐败）、市场经济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还不高，充分就业还没有实现。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21世纪》：我国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医疗、教育、住房、贫富差距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结果还是说明改革有待深化？樊纲：在明确了市场本身会带来问题这一点之后，我还是要强调，我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我们现在的制度在逐步深化，也许还没有到政治改革的层面上，但是现在的经济改革、法律改革，都在为政治的改革打基础。因为我的经济学知识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靠公共政策能够解决的，这是基本的经济发展问题。
事实上，市场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是懒汉的问题，市场则是竞争和差距的问题。我国的资本市场改革不到位，还有很多问题，除了上市公司的问题，还有国有证券公司、国有股票交易所、证监会功能等等问题都有待逐步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看病不要钱。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事实上，有一些问题的确是与市场化改革有关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改革举步维艰。
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同时我们也借助外资实现了一些改革。因此大企业改革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借助资本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真正的产权多元化，真正吸纳战略投资者进入董事会，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所改善。所以，第一，市场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第二，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还会有过渡性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是没有问题才是真正见鬼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讨论改革、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具有哲学的意义，具有大的思路的意义。
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改革之初其实就已经存在各种利益主体，不是现在才产生利益多元化、才有既得利益，只是当时的划分比较简单而已。
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不要指望实现了市场机制，大家就过上天堂般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批判市场化改革，其实对市场的批判由来已久，几百年前就有人批判市场经济，当年之所以建立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做到改革和发展齐头并进，改革不能损害经济增长，不能损害创造就业的过程。可以说我们的改革还不深入，速度也不够快，但是不能认为我们在经济体制层面上所做的渐进的改革，没有任何制度积累的意义，不会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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